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延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包围和封锁，加上国民党宣传工具的诽谤、丑化，无论是国统区百姓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都被严重歪曲。中共领导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4个月的考察和旅行，彻底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以至于他离开时，“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离家”后的斯诺通过《西行漫记》，首次向世人披露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的真实生平经历，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国际上对红区和中共领导人的偏见。

士气与意志坚强如往昔

国民党长期宣传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对外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对内进行种种污名化报道。尤其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往往被他们描述为“散兵游勇”。然而，斯诺发现“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是“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来自他们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西行漫记》中彭德怀率直地告诉斯诺：“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在南方，周恩来“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人的铁的意志来代替”。斯诺得出结论：“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他们的坚韧不拔精神令人钦佩；你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诉过苦，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疾病，很多人患胃溃疡和其他肠胃病，这是多年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造成的。”

朴素如普通百姓

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

周恩来的司令部，“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毛泽东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指挥三万多军队的彭德怀司令部，“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斯诺同彭德怀一起吃过好几顿饭，《西行漫记》记载彭德怀“吃得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斯诺见到林祖涵时，曾惊叹“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因为这位红色理财家“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

《西行漫记》细致地描述了中共领导人融入普通百姓、士兵生活的现场，“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斯诺第二次见到他时，“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斯诺有点惊讶地发现，“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简朴并真正融入百姓、士兵，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中共领导人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高高兴兴的乐观主义者

中国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险阻，在这些困难险阻面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充满着无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斯诺笔下的中共领导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具有乐观的“孩子气”。

初次见面周恩来给斯诺留下的印象是：“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毛泽东则“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通过面对面接触，斯诺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斯诺还常常见到彭德怀身后“有一群孩子跟着”。

乐观的中共领导人带出了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队伍。斯诺常看到：“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就丢了一只胳臂或一条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头上或身上留有难看的伤痕——但他们对于革命依然是高高兴兴的乐观主义者！”有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种乐观没有因为遭遇艰苦磨难而改变。

小我融入大我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不断融入大我，逐渐达到了无私无我的境界。他们心中只有人民、红军和组织。斯诺发现毛泽东“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这种小我和大我在生活中融为一体时往往就是那么自然。斯诺发现看演出时，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斯诺对这种现象做了个小结：“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

（摘编自6月2日《学习时报》 张丰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