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是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但他最为人熟知的头衔也许是“中国奥运第一人”。1908年5月23日，张伯苓的一篇演讲发表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星期报》上，其内容是介绍古代奥运会的历史、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现状，还特别建议中国应派遣选手参加奥运会，并且力争申奥。这一演讲后来被凝练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派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在积贫积弱的清季时期，为何要专门考察、推重与民生看上去无甚关系的奥运会？纵览张伯苓一生教育言论、社会行迹，体育的地位实在重要。若论核心，不外乎“体育救国”与“以体育人”。

体育从来不是单纯的竞技，而始终与世界政治、地域分歧密切纠缠，由体育引发纠纷的历史案例，实在指不胜屈。这在张伯苓的时代更是明显。

张伯苓参与发起的远东运动会，宗旨为“协助增进各种经济运动之事业，发展各种竞技运动之组织，并增进运动之兴趣，发扬高尚之精神”，但实际上与东亚政治主权之争始终关系密切，运动员“各为其国家振发尚武精神”。如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当时正逢“二十一条”之争端最剧之时，就读于南开学校、绰号“飞毛腿”的郭毓彬在“八百八十码赛跑”和“一英里赛跑”力挫日本选手，两夺金牌，这不仅是中国选手首次在国际赛场上夺标，也在当时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针兴奋剂。

而著名的“中国出征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拒绝代表伪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此争议之背后与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华的野心关系密切。斯时，刘长春愤然回应将以中国运动员身份参赛：“予乃堂堂中华民国之人民，此行自然是代表中国。”张伯苓得到消息后，马上联系中国体育组织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报名，由张学良捐献8000银元，资助刘长春前往洛杉矶。

不过，若只将体育看作服务现实政治、提升民气的手段，未免小觑了张伯苓的思想深度。他在兴办南开时大力提倡的“以体育人”，实际兼有教育理念和社会改造两大意图。

张伯苓十三岁时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刚刚毕业，未及登舰，即遭逢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没的败绩。他亲眼目睹“国帜三易”的大耻辱，中国士兵的衰弱，对张伯苓产生巨大的刺激。因此，南开教育始终切重体育，并且明确声明“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张伯苓的体育教育理念，除旨在健壮学生体魄外，还特别提出体育对人格的促进作用。张伯苓用“仁侠”翻译英文Sportsmanship，指出体育的根本在于合作、公平。南开学校体育主任章辑五撰有《南开之运动》，并拟出数十条“仁侠”的具体标准，对运动员、观众、裁判所应持有的体育道德，都有详尽规范，希望借体育运动达到医治国人毛病的目标。

（摘编自2月23日澎湃新闻 张昊苏/文）